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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佛牌] 赌圣二哥丰传奇故事

发表于 2021-9-15 16:30: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郑智勇(1851至1937年),生于泰国,原籍潮安县凤塘镇淇园乡,乳名义丰,族名礼裕,“智勇”这个名字是孙中山1908年起赠的,他老年时自号海涛。二哥丰是他行第二或是洪门会党里的二哥(首领),潮州俗语:“生有二哥丰、死有大峰公”是生能得到二哥丰的帮助,死后得到高僧大峰的照顾,喻生死都有依靠。郑智勇为人乐善好施,热心公益,虽身居暹地,却对潮汕家乡航运、兴学、筑堤等不遗余力,善举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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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丰的父亲郑诗生是淇园的乡民,1840年鸦片战争后携妻佘氏从樟林港坐红头船到泰国,在北榄府生下他,后来因日食难度而在1858年携同妻儿回潮州,不久又单独回泰国并客死异乡。佘氏母子三人因此沦为乞丐,郑智勇之兄为人牵牛,后来下落不明。佘氏不得已携他改嫁揭阳玉窖(一说是澄海南界),但他生性倔强,不肯忍受后父虐待而外出流浪,1863年他十三岁时在刚开埠的汕头被一位好心的“红头船”主收留并随船到了曼谷,先在湄南河码头栈行当跑街和小伙记,由于在辗转流浪的生活中养成刻苦耐劳和机灵果敢的性格,后来在曼谷石龙军路筑成后、三聘成为潮州人聚居区时,他在街区的青少年中已颇有名气。

  1866年2月,太平天国最后的部队康王汪海洋部十多万人在大埔(当时为潮州辖县)被歼,部份战士由揭阳人大哥蟒带领突围到汕头坐船逃到曼谷,与当地洪门会党汇合后声势大振,他们看中年青有为的郑智勇,1866年底,十六岁的郑智勇正式入会,由于会党的势力和潮州人大批涌入泰国,洪门会党在曼谷蓬勃发展,十八年后,郑智勇当上大哥蟒的副手而称“二哥”,当时曼谷尚无华侨社团,占华侨绝大多数的潮州人崇奉“老伯公”而建庙祭祀,实际是潮州会馆,郑智勇逐步控制和掌握这个组织,又过了八年,大哥蟒去世,由郑智勇领导会众,由于他敬重大哥蟒而不肯称“大哥”,直至他死后会党解散。

  早在1782年登基的曼谷叻达纳哥信王朝拉玛一世时期,这位郑信王的妻弟就批准在曼谷开设赌馆,不少华侨象郑信王的父亲郑达一样竞相投标以包揽赌税,每年向国王上交总的税金,此项重要收入到拉玛五世时已经更加突出。据东京大学波斯信义教授1988年在论文介绍:拉玛一世“也是潮州郑姓混血华人”。而1874年即位的拉玛五世是郑智勇的”花会“赌友,据传拉玛五世的生母是姓刘的潮州华侨之女,国王故也会讲潮州话,拉玛五世后来封郑智勇为坤拍(伯爵),当时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东部的印支三国是法属安南,西北部和西部是英属的缅甸和马来亚,东南隔海是西班牙占领的菲律宾,西南是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四国殖民者都虎视泰国这块肥肉,拉玛五世让郑智勇包揽赌税,利用会党势力来保证国家稳定和财政收入,被历史证实是明智的。

  郑智勇除上缴赌税处还大发横财,今曼谷还留有与他有关的“花会厂”地名,他又办起出入口贸易行、航运公司、银行、碾米厂、印刷厂和报馆,把业务扩展到新加坡、香港、汕头、厦门、上海、日本的横滨和长崎,终于成为当时泰国首富和华侨社会最有权威的头人。据民国《潮州志》称:“汕头初辟埠时(1867)年后帆船渐少,至光绪十三(1887)年帆船乃绝迹于汕头港,国人经营者则因循苟且,渐趋淘汰。”郑智勇不忍外商操纵汕头港航运,于1905年组织“华暹轮船公司,集资三百万铢购置轮船八艘,分别航行于曼谷至汕头、香港、厦门、上海和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柬埔寨各地,其中四艘专行汕头,据说郑智勇曾指示:凡讲潮州话的旅客均可半价购票,如有老贫病残者要求减免均可酌情照顾甚至资助旅费,由于他对汕头海运贸易的重视和贡献,经营汕泰线的汕头出品商都要与他承包,并在1909年成立“暹商公所”配合。

  尽管郑智勇身清政府捐献十万两银子赈灾,得到二品卿顶戴的“荣实禄大夫”封号,慈禧也答应接见他,而且因此在曼谷建有豪华“大夫第”,在潮安凤塘淇园乡也建起“荣禄第”为主体的四马拖车大厝,但他厌恶清政府对1907年4月潮州黄冈起义的残酷镇压,因为起义者主要是他的洪门会党同志,当孙中山派胡汉民去曼谷与他联系时,他表示愿意接待孙中山。当时由于海外各地的同盟会和光复会有矛盾,但洪门会党的观点同于盟会,光复会在曼谷没有一点影响,孙中山也了解这一点,所以在1908年11月20日带胡汉民和胡毅生到曼谷,郑智勇在中华会馆举行盛大欢迎会,到会有会党数千人,当晚在孙中山到大夫第时,郑智勇已将光绪皇帝的御书牌匾摘下,并剪辫易服以洪门会党大礼迎接,孙中山比郑智勇小十五岁,虽为美州洪门致公堂堂主,但辈序比郑智勇不二至三辈,但做为龙头大哥的郑智勇一直与他兄弟相称。郑智勇同意在曼谷成立同盟会支部,并由门下肖佛成为会长,洪门会党机关报《华暹时报》的主编马兴顺为宣传部长(他1909年回潮州时被人告发而入狱,后经郑智勇营救回泰,但因受弄伤重不治而死。)郑智勇还赞助孙中山数十万元,孙中山嘉其品德而书“智勇”大字赠之。

  辛亥革命后广州光复,隔天汕头也光复,潮州火烧府楼!

  传奇故事

  二哥丰---赌神佛牌之演变

  在泰国一讲起二哥丰佛牌,就免不了提及此位仁兄了。他原名周亚发,潮州人,是地道泰国华侨,外号人称之Hia Mao。Hia意译为兄或哥;而Mao意译以茂兄称呼之。

  年轻时的茂兄年少气盛,是一个性格冲冲的小伙子,喜打抱不平,且爱拔刀相助,进出警察局的次数已经难以计算了。甚至有一次,他醉酒闹事,恫言要火烧警察局!所以Hia Mao之称号就因此而来。

  当年茂兄无所事事到处惹是生非,有一次搞到被关进了警局。在扣押期间他就时常梦见一位老者就总觉得此老者一直在跟随着他。由于那次闯下的祸非常大,据说至少要关上十年、八年的时间当家人把他保释出来后,他就直奔到顶楼处,发现了一间破旧的小庙寺。

  当他走前一看,在神台前供奉了一张老者的旧照片。他登时吓了一大跳,原来相片中之人不正就是梦中的老者吗?茂兄是从来都不拜神的,遇上这种情景,不得不点起三柱香敬拜祈求;茂兄发愿,如果改邪归正,帮助社会。最后茂兄意然真的被判无罪释放。

  自此以后,他就时常梦到老者赐于他灵字,几乎每一次都中了奖。他也遵从老者的指示,中奖后就拨出部份奖金做善事。从此他逐渐变得富裕起来,事事一帆风顺,生活趋入佳境。今日的他,据说已经荣升百万富翁之列。

  自从生活环境改善后,他就四处布施建庙。亲朋戚友都非常响应,一呼百应地一起筹募善款建庙,至今已有六间二哥丰的庙宇分布全泰国。于2538年,他们也将警局上的旧二哥丰庙宇翻新重建,总共花了约200万泰铢,供各地善信前往膜拜祈福。

  关于二哥丰佛牌,就是茂兄第一个人铸制来赠送给对建立二哥丰庙有功劳及贡献的善信。直到今日,茂兄的二哥丰佛牌都是非卖品,只是铸造来派送而已。在每年特定的日子,每人只须复印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凭证领取二哥丰佛牌。惟每人只可拿一枚,以身分证为凭据,谁也不敢多拿。

  茂兄说:要铸制二哥丰佛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收集圣料;譬如头发。他就收集了约三百多位高僧的头发。高僧穿过的袈裟布,加上走遍泰国各府、中国、柬埔寨等地方收集的圣土及香灰与经水等,再从森林内收集一些有名堂的树茎野藤。

  经过加工后加工后,全部材料打磨成粉状,就可印制成佛牌了。而且每次铸造二哥丰佛牌,茂兄都会亲自去中国二哥丰坟前“通报”铸造佛牌及其目的,并掷茭请示二哥丰,直至掷得了圣茭才可回来泰国铸造佛牌,否则在铸造过程中就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怪事。

  此外,茂兄还会拿一些坟土回来渗入材料铸造佛牌;而制成后的二哥丰佛牌后就用小货车运载,一州过一州地找高僧诵经家持,加持的高僧数目不下百位。

  不说不知,原来二哥丰佛牌之所以会有赌神之称号,缘由源自柬埔寨一间著名赌坊,名为“红宝石赌坊”(CASINO PAIRIN),表示欲出资二哥丰庙铸造一批“二哥丰赌神”佛牌,来赠送给长期赌客。

  总共铸造了数千枚;您说奇怪不奇怪,连赌坊都送“赌神佛牌”来庇佑赌客呢!对此茂兄就表示:如信徒真的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时,只要真心地向二哥丰佛牌默默祈求,许下所须赢的数目之后,即可押注;不过在赢到所许下的数目后,就得立刻收手离开。

  然而奉劝嗜睹之人,要赢钱或中彩票,一切都得要看个人的福报。先栽培好自己本身的福根,从小善做起,如放生、救贫济老及布施等。这些都是积福报的功德,有施才有得,天下间是没有不劳而获及白吃的午餐的。

  茂兄是建在警局上的二哥丰庙宇的总理事长。所以警局里的警察多都身戴有至少一枚或以上的二哥丰佛牌。在很众多行业中,泰国的警察是一门非常危险的行业;因泰国社会对枪枝的制约不很严格,所以经常发生枪击案,人民几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曾经有警方人员在与一些抢匪对*时,抢匪出动机关枪扫射。当中就有警员不慎被机关枪射倒。众人都以为该倒楣的警员必死无疑了。殊不知他却安然无恙地站了起来,身上就只有被子弹擦过的红色痕印而已。

  到最后众人才发现,原来该警员身上佩戴了二哥丰佛牌。而这件玄妙的事件,被当地的传媒大肆报导,令众多的警察与阿兵哥纷纷蜂拥找茂兄索取二哥丰佛牌。有谁会想到,二十多年前警方一见到就要捉的人,如今竟成为了连警察也要向他行礼的人呢!

  不止泰国的警察奉二哥丰为偶像,连泰国的黑道中人也敬二哥丰为神,保佑偏门一本万利所以在泰国,二哥丰是深受黑白两道人马的尊重,就像我们华人敬拜的关公一样。

  二哥丰佛牌十多年来出不到二十个模型只有茂兄铸造出来的模型,才会受到承认的。如有人利用茂兄的名誉生产二哥丰,茂兄一张警方发出的名誉书,可以控告与逮捕冒名者。

  有众多的善信到二哥丰庙宇及报德堂膜拜二哥丰神像,祈求中彩票、横财等等。至于二哥丰佛牌据说有助于扭转恶运转化为好运势,提升财气、旺官运、旺赌运、旺偏财、旺投资、得贵人指引、引发财路等。

  至于宋大峰祖师爷,就保佑身体健康,避祸害,辟一切妖魔鬼怪,保一家大小出入平安。如果还依依不舍地拼博的话,那肯定会连本带利全军覆没。得到庇佑赢了钱,就得要拨出部份钱广作布施增加福报

  侨领首富

  关于赌圣二哥丰的真实故事也非常多,下面给大家讲述二哥丰中年的故事:

  岁月匆忙,转眼间,二哥丰已三十五岁了。这当儿,正是人生年富力强,事业有成的阶段。但此时的二哥丰却并未真正的功成名就。他在“(私)派”中当上“二哥”,也只以办事干练,热心侠义闻名,尚未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在旅暹这近二十年中,他不断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丰满翼羽,等待时机。终于,机会来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当时,暹罗政府财政十分吃紧,于是多方开掘税源,其中办“花会厂”便是生财实库的新举措。

  “花会”,也叫三十六支,是民间的一种赌博活动,可能是源于中国。因旅暹华人甚多,这一活动也就在暹罗生根开花了。大凡人的天性都好赌,想发大财的侥幸心理也人皆有之。因而,赌花会这一活动就日益盛行,屡禁不止。据说花会共赌猜三十六个字,如“将、士、象、车、马、炮,”先由庄家暗中藏匿其中一个字,再由赌民去猜赌,猜中者庄家要依赌民的赌注多少以一赔十;猜不中者赌注就全被庄家吃去。这种赌博活动,有如今天流行的“六(合)彩”赌博。因赔率很高,因而赌民大有一赌而发的心理。其实,猜赌的结果,赌民发的少数,输的多数。因此开花会的庄家是有赢无输的。此项活动,常会使人心浮动,无心工作,社会动荡以致盗贼猖起,历来常被当局者所制压。然而那时的暹罗政府因急于弥补财政空亏,于是就病急乱投医,亲自经营此道并将其合法化了。

  初时,花会由政府承包给一位姓胡的潮籍澄海人操办。因经营不得法,加之当时的嘿设会及众多帮派势力的捣乱,因而收益甚微,终至亏空,办不下去了。可知,办花会这碗饭是不大好吃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的。

  暹王拉玛五世时期,政府中有人认为要办好花会,非二哥丰莫属。于是,几经动员说服,二哥丰终于接受委任,全权承办暹京的花会。

  那时,二哥丰在曼谷的声威很好,加之他又是“私派”帮会的头领,谁敢与他作对因此花会的开展十分顺利。没多久,就扭亏为盈了。每年,他为政府缴纳了大量的税金,自己也从中得到丰厚的酬劳,每年盈利不下十万铢。据说,花会的全盛时期,他每日进项竟达白银三十担。以至后期,二哥丰竟不知自己究竟赚了多少钱。

  然而,二哥丰并不满足现有的成就。他虽没甚文化,但智商却比别人高。他懂得,要开创伟业,不能死吊在一棵树上,而要开阔视野,拓展商务,才能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利用自己雄厚的资力,在暹罗创办了“郑谦和号”总商行,经营航运,火砻(碾米业),钱庄、当押、报社、印务局等商务。当时日本、香港、新加坡、上海、厦门、汕头等都有他的商务基地。凭他的聪明才智,这些商务的拓展都十分顺利,可谓利路宏通,财源广进,短短几年,二哥丰已一跃而成了南洋首富了。

  在创办的诸多商务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由他创建的泰国华侨通商轮船公司——华暹轮船公司。该公司创办于1905年,拥有轮船八艘,分别航行于暹罗,香港,汕头,厦门、印尼、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日本等海域。以前经营海运商务的是洋人。这些洋老板一向轻视中国人,经常作威作福,随意抬高运价,欺压华人。这在二哥丰儿时就埋下了仇恨的火种。今日他羽翼丰满、资力雄厚,正好与这些洋鬼子较量一番,为中国人出一口气的时候。于是,由二哥丰牵头,拉了几位股东,倡办了华暹轮船公司,与洋人轮船公司唱起对台戏来。

  初时,洋人的轮船公司很不服气,妄图以压低运价来搞垮华暹轮船公司。但二哥丰沉得住气,决心与洋人斗争到底。你压价,我也压价,而且压得比你还低。当双方运价压得将近亏本的最底线时,华暹轮船公司的运价还将再往下压,终于,洋人轮船公司挺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派人与华暹轮船公司谈判。遭到二哥丰的严词拒绝。不久,洋人的轮船公司终于破产了。从此,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由中国人创办的轮船公司终于独撑华暹海运的大权。二哥丰以高度的爱国情怀,阔达的赤子心胸。刚强的凛然正气,打败了洋鬼子。为中国人扬眉吐气。

  这期间,二哥丰并未忘记潮汕的乡亲父老。他曾在华暹轮船公司立下规定:凡潮汕籍的乡亲,不管是谁,运价一律五折优待。在南洋谋生的乡亲如有困难,不但不收运价,还倒贴些食宿旅费。这扶危济困的善举,赢得了潮汕乡亲的交口赞誉。

  与此同时,二哥丰还在暹罗创办碾米业。暹罗一向是大米的产地,尤其优质的“暹米”更是誉满全球。二哥丰看准这一商机,于是及时地创办“火砻”(即火力机械碾米)。那时,暹罗本土的碾米方式还较原始,大都采用人工碾米或水力碾米。生产效率极低。二哥丰创办“火砻”,正好填补了本地碾米业的空白。此举不但为本地的碾米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也为他的财源锦上添花。

  然而,二哥丰并未满足实业商务的迅速发展。他想,要使商务长足发展,除了雄厚的资金为后盾外,还须依靠媒体的向外宣传。于是,他又及时创办了《华暹日报》,且办得十分红火。短短的期间,《华暹日报》就成了当时南洋一带的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办报的同时,印刷业也发展起来。这些文化商务的创办,不但扩大了“郑谦和号”总行的知名度,同时也促进了中泰两国文化事业的交流与发展。

  二哥丰虽然文化程度不高,近于一个粗人,但他心胸开阔,志向高远,聪明机智,爱国爱乡。正是这位粗人,创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在百姓中留下了芳名。

  介绍

  郑智勇是二十世纪初泰华社会著名人士,人们称呼他为二哥丰。他的传奇生活经历和轰轰烈烈的一生给泰华侨史增添了浓浓的色彩。但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却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本文试图对种种说法加以辨认,以寻求历史的真实。

  吾人见到的有关二哥丰的记载,1950年曼谷华侨报德善堂《华侨报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纪念刊》中对其创办人郑智勇的介绍,是目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其内容如下:

  郑智勇先生,原籍广东潮安县淇园乡人。1851年诞生于暹罗,为暹籍华裔。十四岁回国,十六岁即返暹。在祖国时间仅十四阅月而已,惟爱国族爱家乡之观念特强。先生为人豪放,急公好义。所营事业,如谦和火砻及出入口诸行业,均甚发达;然莫若经营花会大赌场之著名。旅暹华侨咸称其名为“二哥丰”。当其全盛时,居暹京拍抛猜路豆芽廊地方,匾书大夫第,交游遍朝野,门下客如云。受暹六世皇御封爵衔为“拍阿努越”,并以挽赐一公路命名为“郑差哇呢”,以纪念其对国家之劳绩。

  先生虽身居暹地,但对家乡兴学、修堤、筑路,义举殊多,梓人多乐道之。在暹对华侨教育之倡导,与慈善事业之匡助,也不遗余力。毕生资产,几尽投于公共慈善事业而无吝色。本堂创办之初,得先生之力不少。先生于1935年卒于暹京,享年八十有四。著名学者、文学家、哲学家方海权在郑智勇曾经出资,修建的潮州与凤塘的必经之处的驷马桥中为驷马桥作诗,诗句有“信是南朝衍再移”,概括郑智勇好施功积的一生,将郑智勇赞叹佳极,赞其乐善好施好比南朝梁武帝萧衍。全诗曰:

  驷马桥边集葆姿,

  殷勤利众等平施。

  翠蕊涵心轻照遍,

  信是南朝衍再移。

  除此之外,1955年曼谷南洋旧文化事业出版社出版的《侨贤志》中秀侠的文章〈郑智勇先生〉;王绵长的〈先贤郑智勇先生〉;1986年《汕头侨史论丛》第一辑载林风的文章〈先辈闻侨郑智勇及其所生活的时代〉;1996年曼谷泰中学会出版的《泰中学刊》载林悟殊的文章〈二哥丰郑智勇史实补正〉,这些文章对郑智勇的生平都有详细的讨论,为了弄清楚历史真相,本文参考流行的种种说法的同时,结合新近发现的资料,对郑智勇生平若干有争议之处,加以考察和补充。

  去世时间

  郑智勇原籍广东潮安县淇园乡人,生于1851年,这一点没有疑义,时下各版本说法相同。报德善堂本和培英学校本都说:郑智勇先生于1935年卒于暹京,享年八十有四。按理《华侨报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纪念刊》出版时,距离郑先生去世不过十余年,撰写者可能还亲历其事,应该甚为准确才是。眼下见到的有关郑智勇的各篇文章,包括王绵长的文章在内,都依照此说。

  但是,佛历2530年(1987)曼谷出版的《大安堂药行创办人陈美堂先生怀感录》中,收有郑智勇出席陈美堂追悼会的照片。陈美堂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于民国廿五年(1936)八月一日,在其家乡广东省潮阳县逝世。曼谷侨社随即举行追悼会,郑智勇(二哥丰)先生亲自参加了追悼会,有照片为证。这个旁证说明,1936年郑智勇还在人世。

  民国廿六年(1937)3月6日曼谷出版的《中华民报》,其“暹地新闻”版头条标题是:“侨社闻人郑智勇先生昨天下午三时在越鹄大夫第逝世,享寿87,噩耗传出后甚为侨社人士所注意,今天下午四时举行洗水礼,参加人物必呈热闹。伍佐南、赖渠岱、刘锡如等为之执理丧事。”

  消息说:郑君生前所为各项事业,曾经暄赫一时,虽妇人小子,均莫不知识郑君其名者。郑君对于祖国侨社以及暹国等各种事业贡献甚大。自暹国禁赌后,郑君私人事业遂告中落。为时至今已十八年矣。然而渠雄心未死,对前途希望甚大,且年纪虽见高老,而精神则极为矍铄。乃天不再假之以年,竟于老境萧条中,突告与世长辞矣。

  同日的《中华民报》刊登讣告如下:

  代讣

  郑智勇先生不幸于民国廿六年三月五号下午三时在暹京寓所逝世兹定于六号下午四是在越鹄巷大夫第寓所举行洗水礼

  凡与智勇先生有乡

  族

  姻谊者届时敬请莅临指示谨此代讣

  世

  伍佐南陈守明蚁光炎陈峥嵘

  陈凤毅赖渠岱陈振敬刘锡如

  李春荣吴生和同启

  同月七日《中华民报星期刊》的报导标题是:郑智勇先生遗骸昨天下午举行洒水礼,参加者有摄政委员及侨界闻人百多人。文中写道:郑君遗骸安置寓所二楼东面房内,容颜清皙如生,右手伸出,备为各界洒水。……由刘锡如先生为招待主任。四时许摄政委员昭披耶丕猜然命驾降临,萧佛成先生亦驱车而至。

  应该说,郑智勇先生卒于1937年3月5日是毫无疑义的了。他的灵柩随后运回故乡潮安淇园乡安葬。

  郑智勇去世时,有子11人,女2人,男女孙28人,曾孙9人。

  林悟殊先生在曼谷期间,查阅《中华民报》后写道:“郑智勇去世后归葬故土潮安淇园乡,其后裔每年以正月廿三日作为其忌日,齐集公祠祭拜,至今犹然。按丁丑年的正月廿三日,正好是1937年3月5日。由是说明郑智勇的后裔对其先祖逝世的时间,本来就是清清楚楚的;以往之1935年说,当因事过多年,始作俑者误记,尔后便以讹传讹。”此说完全正确。

  而这个“始作俑者”,就是《华侨报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纪念刊》对其创办人郑智勇的介绍。

  出生地点

  郑智勇是否“诞生于暹罗,为暹籍华裔。十四岁回国,十六岁即返暹,在祖国时间仅十四阅月而已”呢,学术界却有不同说法。

  首先,要肯定的是,“诞生于暹罗”这话是郑智勇亲口说的。1937年1月22日郑智勇去世前半个月,暹京华侨日报记者去访问了他,在“郑智勇访问记”中写道:“我问到他的年龄。他说:‘八十六还是八十七。我记得是咸丰元年生的,肖猪。’我问:‘什么时候来暹罗的。’他说:‘我是暹罗出生的。十三岁返唐山,十五岁再来,以后就没有回去过。’”

  报德善堂本的说法显然源自此说。《侨贤志》、《东南亚人物志》、1968年《泰国潮州会馆三十年》都持此说。汕头郭马风和林风亦云郑氏“出生于暹罗”。

  林风先生同意郑智勇“诞生于暹罗”,但又了解到郑氏幼年在家乡的窘状,他于是写道:“他(郑智勇)父亲郑诗生是昔年旅居暹罗的一个贫苦华侨,母亲佘氏随夫寄迹异邦,夫妻流寓泰北,但日子并不好过。郑父在郑智勇八岁时(1858年)带同妻子及二个儿子(郑智勇还有一个哥哥)回归乡里,但故国灾荒频仍,家园残破,回归也难以为活,只得割别妻儿,再单身出洋,不久也客死异邦。佘氏母子贫苦无依,沦为乞丐。……为了活命,郑母佘氏不得已携儿改嫁邻县他乡。而郑已渐懂事,生性崛强,不愿寄人篱下,于是出门流浪,但衣食无着,终于在十三岁那年,只身跑到那时刚开埠不久的汕头,设法附乘一条‘红头船’飘洋过海,到暹罗去寻求活路。”

  为了配合“诞生于暹罗”说,作者在这里加了郑诗生“夫妻流寓泰北”这一段说法,再把郑智勇幼年在家乡的窘状作了一番描写。

  那么,郑智勇对他自己少年时代是怎么说的呢?华侨日报记者问道:“在少年做什么生意?”郑智勇答道:“纱布。我的外公给我们和我的舅父佘阿素每人四斤银。我的舅父发财达百余万铢。”还说:“我是我的父母向三宝公求来的。我的父母向三宝公说,他兄弟三人,一痳疯,一无老婆,恐怕香丁会绝,求三宝公赐得男儿。一夜,我的父亲梦见三宝公给一粒钻石还是水晶。我的父亲接过来,忽然失手坠地,我的父亲骇极,急在地上拾起来,在手掌上摆凑,幸无欠缺。三宝公说,好了,好了,不用怕。说罢吹了一口气,我的父亲就醒来了。后来,听说网咯溪有大鳄鱼一条,头在溪那边,尾巴可以架过溪。有时出,有时没。自从我出世后,这条鳄鱼没有了。人家说我是三宝公的坐骑(鳄鱼)来出世的。”

  郑智勇虽然亲口说他是暹罗出生,但外间却不是没有疑问。他去世次日,曼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悼郑智勇君”中,就特地写道:“据说十三岁回国,十五岁归来,此后便没有再回”。明明是郑智勇亲口说的,当日的报纸还是加了“据说”两字,言外之意,对郑智勇出生地点不无怀疑。

  晚近,暨南大学的王绵长和中山大学的林悟殊两人主张二哥丰出生于潮安淇园乡,他们的主要依据是郑智勇的嫡孙郑典夫的叙述。

  1972年9月30日出版的《泰国郑氏宗亲会会讯》创刊号上,刊载了郑典夫的文章〈郑智勇公史略〉,对郑智勇少年时代是这样描述的:

  “公元1862年一艘从中国南方港口汕头向南洋行驶的古老中国式帆船,大伙乘客在挨过千里迢迢航程,都显得神态消沉疲倦,唯有一个蹲在客舱一角落的少年人,神志仍很清醒。这少年一直在沉思,在憧憬他的未来,同舱中许多乘客没有谁去注意他,少年人望着无垠的海洋,想起慢慢给抛在后头的家乡和亲人,看着逐渐接近的海洋彼岸,内心有很多感想,此去将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谁亦没料到,这个少年便是后来暄赫一时,成为传奇性的大人物“二哥丰”!

  少年时代的智勇公曾经辗转到泰北边陲地方谋生,生活艰苦,但像其他南渡的乡人一样,智勇公也具有耐劳苦干的精神,他做过各职业。几十年前只要能够吃苦,个人生活是不难维持的。”

  林悟殊留泰期间曾访问郑典夫氏。郑典夫生于1927年,其父法才为郑智勇第五子,是郑智勇最得力助手。郑典夫童年曾生活在其祖父郑智勇身边。

  林氏写道:“在笔者采访时,郑典夫先生对其祖父生于潮安老家,持十分肯定的态度。”“就笔者分析,郑智勇之出生地,当以其后裔典夫先生所言为是。这固然是出于尊重相信直系亲属的口碑,更从郑智勇一生为人风范看,显然自幼已是打下传统中国文化的烙印。如果他是当年泰国第二代华裔,而一生回祖籍的时间又很短暂,仅仅限于少年时代的十四阅月而已,那么,他应把暹罗当为第一家乡,对于祖籍潮安淇园乡感情不可能那么浓厚。此外,我们难以想像,一个在暹罗出生并成长的少年,到了重洋阻隔的大清帝国的一个普通小县里,仅仅居住了十来个月时间,居然便对该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产生了深刻的认识。”“郑典夫根据家传口碑资料,曾陆续写了不少介绍其祖父逸闻琐事的文章。其所述的智勇公在潮安家乡的一切活动,都是以智勇公出生于潮安淇园乡,生母是在家乡为背景。如果把郑智勇定为出生于暹地,那么典夫先生所说的许多事件便都变成了其家族的杜撰,全无根据。”

  郑智勇亲口叙述其少年时代和后人在潮安乡里调查的事实相去太远,叫人难以置信。而通观华侨日报记者的访问记,郑氏在其出生和出身问题上看来是有所隐讳。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郑智勇的口述和家乡调查事实及其后裔说法之间的差异呢?

  我们以为,这种差异应该根据当日泰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予以辩证。出生地点之要隐讳,和廿世纪初泰国(暹罗)政府日益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和排华政策不无关系,出身之要隐讳,却是有难言之痛,不着边际的种种异说于是编了出来,以搪塞社会的疑惑。

  据林悟殊的说法,郑智勇于1851年出生于潮安淇园乡(今潮州市凤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郑诗生在他出生后不久便南渡暹罗,后客死异邦。其生母佘添福失去怙持,改嫁异乡。少年郑智勇流浪街头,不得不投入潮汕的移民浪潮,单身到暹罗谋生。

  王绵长也认为,郑智勇于1851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为了谋取生活出路,1863年冬,年仅13岁的郑智勇便乘红头船,飘洋过海到暹罗,去寻找新的天地。

  笔者以为,在郑智勇出生之前,汕头还不是通商口岸,下南洋并非易举,何况郑诗生家境贫困,加上当日风俗,妻子留寓家乡才是道理,夫妻同出南洋可能性很小。若是到了暹罗,日子不好过,更不可能有盘缠举家同返回乡。因此,郑智勇的母亲佘氏没有去过暹罗,郑智勇出生于其故乡,十余岁才过番,才是正确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郑智勇给母亲做寿的盛举,在家乡建学校、建新村、招人入姓等举止,以及他对家乡故国的热爱。

  倡办学校

  郑智勇到曼谷后,混迹于社会,在辗转流浪和吃苦中度过了少年时期。后来他加入洪门组织,一度在刘继宾的花会厂工作。中年以后,他坐上洪门第二把交椅,是为二哥。1868年底,拉玛五世十五岁登位初期,由颂勒昭披耶波隆玛哈是素立耶翁摄政。由于洪字势力强大,这位摄政王主张模仿英属海峡殖民地,对帮会采取笼络收买政策,委任帮会头人为各级官吏,或为包税官。43岁那年,郑智勇承包了政府“赌饷”,开办花会厂,因而大发其财。由此又办实业、创火砻(碾米厂)、开出入口行、办航运、银信业等,成为当年泰华社会最具权威的人物。

  他成名后,对社会公益不遗余力。1902年,他参与兴建报德堂;1903年孙中山先生首次到曼谷从事革命活动,拜会了郑智勇。孙中山先生这次来暹,是来调查暹罗华侨的状况,与重要商人见面,并没有广泛地鼓动华人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郑智勇慷慨解囊,大力赞助革命。他一次献出银元五万给南京政府。

  1918年,他献出巨资大规模修建韩江堤防。

  此外郑智勇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也值得大书特书。他去世时,《中华民报》写道:“渠最初在旧新民学校经理职,凡数年。继又出资八万,作为设立老本头培英学校之首倡。清迈华英学校亦为渠游历该地时所提倡设立者。北榄坡华校之创办,渠系发起人。”

  曼谷培英学校校庆纪念特刊载“本校创办人郑智勇先生”中写道:

  “先生在故乡创办智勇高小学校,修堤筑路,梓人多乐道之。在暹赞助报德善堂及倡办清迈华英学校,均甚积极。培英学校之创办,更为先生大力所完成。”

  郑智勇最初主办曼谷新民学校,1916年首倡培英学校,他捐款为数最巨,达四万二千铢六百铢。培英学校于1920年建成开学。

  至于清迈华英学校的建立和郑智勇有关,有必要提一提,因甚少人提及此事,连清迈华人对华英学校建立的年代也语焉不详。

  我们查阅1937年3月14日《中华民报星期刊》的〈本报清迈特约通讯〉,云:“清迈华英学校开追悼郑智勇先生大会(该校为郑先生所发起创设者)。追悼大会上,主席杜友士先生报告云:在郑先生足迹未履清迈之前,本埠华侨虽众,然对于华校之设尚付阙如。殆民国六年,郑先生来迈,目击华侨子弟众多,对于华校之设极为重要,遂慷慨首先捐资二千铢为创华校倡导也。郑先生登马一呼,侨胞呐应,华英学校于焉诞生。此后,郑先生遂被选为华英学校永远名誉总理。”

  从1937年华英学校追悼郑智勇先生大会上杜友士先生的讲话,我们可以肯定,华英学校创办于民国六年(1917年),而不是清迈华校校友刊物所云的1901年。

  1932年出版的《国民日报五周年纪念刊》暹罗华侨教育部分,丘心婴先生在文章中记载了当日暹罗各地华侨学校名单,其中提到,青迈埠(清迈)华英学校创办建立于民国六年。

  因此,清迈最早的华校华英学校是郑智勇于民国六年到清迈时倡议创办的。

  晚年境遇

  《中华民报》报导郑智勇逝世的消息时说:自暹国禁赌后,郑君私人事业遂告中落。为时至今已十八年矣。泰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禁赌呢?

  有一位名叫攀尼·布勒的泰国女学者用了十年时间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公元1914年至1939年间泰资本从兴盛到没落的经验教训》,书中介绍了二哥丰的历史及其事业走下坡的原因。文章写道:

  导致二哥丰在金融方面遭受毁灭的失误,发生在拉玛五世王在位的最后一年。那一年,暹罗政府增收华人人头税(从四铢)为六铢,其数目和泰人壮丁税一样。作为华侨领袖,二哥丰带头反对,搞罢市和示威,国家要人很不满意。

  主管内政的高官昭披耶戎玛叻曾评论二哥丰说:“……津丰洒了许多钱,做了许多好事,使中国的华人敬仰他。在曼谷,无论做什么好事,津丰都比别人做得多,曼谷的华人也喜欢他。泰人却怕他……。这回华人反对人头税是很痛心的事。……要管好华人保持社区平静,首先要削弱津丰的财力。”(津丰即华人丰)

  由于二哥丰的经济基础在于当包税人,政府废除包揽酒税、鸦片税和赌饷时,他的金融地位受到打击。1917年,当政府最后取消花会时,二哥丰欠下总数达637,000铢的税金,被控破产,豆芽廊一带的房屋(大夫第)和排屋(今中央警署一带)都被没收。1924年,拉玛六世特恩准他继续居住大夫第,不必交房租,还免了欠下的三十余万铢债务。

  《中华民报》采访郑智勇时问到他的屋子,记者问:“近来有人想租这儿做学校,有这件事么?”他说:“没有,这是皇家给我住一世人的。从前这儿是瓮菜地,后来用人工填成的。我因租日本船夫玛鲁亏本了,日本要来封厝。皇家划准给我住的。”

  这则报导亦可证明上述文章描写是准确的。

  郑智勇死后,大夫第即被政府收回。那时,潮人侨领蚁光炎、赖渠岱、郑子彬、余子亮、陈景川、廖公圃等人正在筹办潮州会馆,寻觅馆址,遂租大夫第为建馆地址。大夫第后来改为中央警署,后来又拆建为今日模样的拍帕猜警署。

  郑智勇死后,《中华民报》报导说:“渠待人接物,极为和蔼,不分贫富,均一视同仁,尤以对贫苦侨胞之施济,更不吝啬。乃自事业失败后,门庭顿呈冷落,个人费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第内陈列,甚为简单。情况与前全不相同。”

  这里,“个人费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之说并不准确。

  晚年风采

  郑智勇是一条好汉。他早期的模样如何,不见于文字,但他的晚年风采尚可见到。他去世前一个半月,曼谷华侨日报记者去访问他。记者写道:

  人家传说,当他有钱的时候,家乡的母猪亦挂金耳环。我问这是事实吗。他说:“那不过是故意做的,因为人家说他乡里富,我说叫他来看我的猪母,金耳环也挂住了。有钱的时候,怎么花用也不在心上,好像题老本头,人家说题上四万铢了。问我要怎么?。我说四万铢要做什么用。我来,叫老万成出二万,新万成出二万,座山黉利出二万,还有,咳,谁了,亦出二万,一共八万,我亦出八万。其他再去题,共出若干,我亦同样出若干,不够我包尾。题完了问说什么时候交钱。我说就是明天一齐摆出来。做事要这样才会进前。我是直人,要做就做,所以那时候,人家叫我做李元霸,或是乌面成都。”

  1974年元旦,丁文映先生于京华日报特刊刊载〈蚁光炎主席与我〉一文,其中叙述到蚁光炎先生带领他去见郑智勇的情节。文章对会见场面有着生动的记述:

  我们经过的是一条小小灰路(水泥路),穿过草场直抵大厦,从正厅侧登楼,脱下鞋子,小心翼翼地轻步跟着女仆迁居,进谒这位名震四海的“二哥丰”。他的银霜头发蓬松,两抹白胡子,上衣白开胸衫,下穿沙龙(桶裙),坐在正中坑床上,样子已经是呈现暮气沉沉了。殊料他叱问“谁呀”的声音确实洪亮,直似铜钟声响,把我吓得身麻半截。

  “我是晚辈蚁光炎。”我的姨夫是一片诚恳和恭敬的态度,更教我非小心应付不可。商会主席说是晚辈,我应该连辈都没有了。

  “光炎?你啊,我认识,我认识!”这到底有点依老卖老了,连商会主席都可以不认识吗?

  “没有什么事打扰,我带甥儿来向你老人家请安!”我很快合十为礼,但他却连瞅都不理睬,竟是大声嚷着尿急,随身的女仆很快捷地捧着痰壶挨上前来,掀起沙龙,很巧妙的遮蔽让他畅行方便,这片刻的时间,他闭着眼睛,好像很消受似的,尿声一停止,就开始注意到我了。

  “外甥小子,你叫什么?行进前来。”蓦然想起国民日报记者心婴兄曾告诉我,有机会会见“二哥丰”时,应留意他眼睛里出现双瞳,有和舜帝一样的异禀。……

  “你在看什么?有什么好看?”他狠狠的盯住我,好像要做作似的。忽然又立改态度,笑迷迷的对我表示好感。

  “你这个外甥狗,有意要来探我的秘密,要看就看个清楚吧,再走进前来。”亏他还伸长脖子给我看个便。

  丁文映先生的描述生动异常。二哥丰这位市井英雄的爽朗形象跃然纸上。

  作为资本家,二哥丰失败了,因为他攒到大量财富,却没有用于投资,以寻求更多的利益,或对他开创的事业加以发展。他反而按照亚洲人的社会价值观念行事,爱家乡,爱亲朋。他秉性慷慨,仗义疏财,对社会上贫穷的人满是同情心,还敢于出面保护他们。

  他去世前对华侨日报记者说:“我的心志是顾中原,现时世界(时局)还未合一,我欲帮辅,使中原给人钦服。”

  二哥丰是值得推崇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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